照說杜甫寫到“天地終無情”，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，然而這一場戰(zhàn)爭的性質不同于寫《兵車行》的時候。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，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一角度考慮，在控訴“天地終無情”之后，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。相州之敗，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，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，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，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。本來是敗兵，卻說是“歸軍”，也是為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�！皼r乃王師順，撫養(yǎng)甚分明”。唐軍討伐安史叛軍，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，但哪里又能談得上愛護士卒、撫養(yǎng)分明呢？另外，所謂戰(zhàn)壕挖得淺，牧馬勞役很輕，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，也都是些安慰之詞。杜甫講這些話，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。詩在揭露的同時，又對朝廷有所回護，杜甫這樣說，用心是很苦的。實際上，人民蒙受的慘痛，國家面臨的災難，都深深地刺激著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。
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，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，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。一方面，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，對中原地區(qū)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。另一方面，唐朝統治者在平時剝削、壓迫人民，在國難當頭的時候，卻又昏庸無能，把戰(zhàn)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，要捐要人，根本不顧人民死活。這兩種矛盾，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，然而前者畢竟居于主要地位�？梢哉f，在平叛這一點上，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。因此，杜甫的“三吏”“三別”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，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(zhàn)爭，甚至對應征者加以勸慰和鼓勵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因為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，但終究咬緊牙關，含著眼淚，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(zhàn)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