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義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惡極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寧以義死，不茍幸生，而視死如歸，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。
方唐太宗之六年，錄大辟囚三百余人，縱使還家，約其自歸以就死，是以君子之難能，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囚及期，而卒自歸無后者，是君子之所難，而小人之所易也，此豈近于人情哉？
或曰：「罪大惡極，誠小人矣。及施恩德以臨之，可使變而為君子；蓋恩德入人之深，而移人之速，有如是者矣。」曰：「太宗之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知夫縱之去也，不意其必來以冀免，所以縱之乎？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，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，所以復(fù)來乎？夫意其必來而縱之，是上賊下之情也；意其必免而復(fù)來，是下賊上之心也。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，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茲六年矣。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，而一日之恩，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，此又不通之論也。」
「然則何為而可？」曰：「縱而來歸，殺之無赦；而又縱之而又來，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。然此必?zé)o之事也。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，可偶一為之爾。若屢為之，則殺人者皆不死，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堯舜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；不立異以為高，不逆情以干譽�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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